打工子弟学校与城区渐行渐远 新办学轨迹折射困境

　　通州一打工子弟小学，捐赠的课桌在教室外凭风吹雨淋。白继开/TAKEFOTO

　　通州一打工子弟小学，孩子在风雨飘摇的教室内读书。白继开/TAKEFOTO

　　家长：希望学校办下去 校长：搬得太远谁来上学

　　打工子弟学校:离城越来越远

　　在北五环外的马连店村，砖石废墟和垃圾凌乱地堆在空地上，临街的店铺都已经空空荡荡。村子里超过60%的建筑已经成为废墟，远处不时传来铁锤敲击的响声。以接收打工子弟为主的昱颖学校成为村中不多的完整建筑之一，学校更像一座“孤岛”。在扬起的灰尘与嘈杂声中，笑声从这里传出，800多名学生就读于此。

　　昌平区东小口镇、北七家镇等城中村都被已列入了拆迁范围中，多所打工子弟学校也在其中，昱颖学校和明欣学校就是其中的两所。

　　城中村改造，于情于理都应该支持，但具体到自己学校的未来，校长们却真的犯了难。新学期即将开始，昱颖学校校长衡岐峰还在为下学期的办学地点而发愁，“我们是教委批准的有照的民办学校。”衡岐峰抬头看了看挂在办公室的“办学许可证”叹气说，“但也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

　　这些学校有着类似的办学轨迹，随着城市的扩张，学校也在逐渐远离城区。

　　几年前搬到五环外

　　几个月来，衡岐峰经常站在校门前，长时间地盯着工人在村子里抡着锤子拆迁。

　　衡岐峰从事农民工子女教育已有十几年，学校也一直都在漂泊中开办着。衡岐峰在大学期间曾作为义务教师到朋友开的打工子弟学校代课，“那时候的学校没有现在的规模，学校很小，就是一些小平房，教学环境很一般。”并非师范专业的衡岐峰逐渐喜欢上了教师的行当。大学毕业后，衡岐峰就在北四环外开办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他既当老师，还是学校的管理者。

　　几年之后，衡岐峰的学校第一次面临搬迁，从当时租的平房院中搬出，开始寻找下一个办学地。生源、场地、租金，成为衡岐峰面前的三座大山，他不停地为了找到适合办学的场地而奔波。2001年，衡岐峰将学校安在了北五环外的马连店村。

　　同样的烦恼困扰着胡明。 在2000年之前，他开办的明欣学校在北四环附近。农民工聚集在学校周围，那里就像一个小社区，菜市场上的叫卖声经常和孩子的读书声混杂在一起。“周围的打工者都将孩子送到我们那上学，虽然环境简陋了点，总算有个地方学习。”随着拆迁，明欣学校几经周转搬到了天通苑附近的东小口村，“现在又要搬走了，我们没有选择，只能接受，如果找到合适的场地，我们的学校会继续向北，如果没有，只能放弃办学校的想法。”东小口镇东小口村，在进村主路的两侧随处可见“早拆迁早受益”的牌子。“村民都被通知要拆迁了，我们却一直没有具体的消息。”三个多月前，在镇里的一次安全会议上，明欣学校校长胡明从朋友那里打听到了“小道消息”，说村子马上就要拆，学校肯定也留不住。

　　几个月了，胡明一直在寻找，却没有发现适合办学的场地。

　　找房子找到山脚下

　　放暑假前，三年级的小静隐约从大人那里知道了学校可能搬家的消息，她时常站在学校门口向外张望，视野中是她熟悉的场景：校门不远处，小伙伴绑皮筋的树旁立着两扇木门，几块碎玻璃散落一地。

　　小静就读于昌平区马连店村的昱颖学校，她的同学中几乎全部是外地来京打工人员的子女，父母以卖菜为生。家长们选择这所学校，因为他们可以负担得起这附近便宜的房租，“在这里上学，怎么说孩子也有个学上，不会成为文盲。”小静的妈妈说，他们是四川人，来北京十几年了，小静出生在北京，家乡话一点都不会。

　　小静的家已经从马连店村搬了出去，租住的房子已经成为废墟，一家人把家安在了另一个村子里，“听说过段时间现在住的村子也要拆迁了。”以前每天步行上学的小静，只能每天坐着爸爸的三轮车上学，与一车的青菜挤在一起。

　　每次在校门前遇到校长时，小静的爸爸总会问：“衡校长，学校不能拆吧？”衡岐峰也总是摆摆手说：“放心，我们尽力把学校办下去。”

　　衡岐峰等不及村里的拆迁通知了，他开始在网上发帖，求租一个适合办学校的场地。衡岐峰每天都能接到几个电话，他也开着车奔波在这些厂房或是空地中。“有一个空地没有什么建筑，人家说租给我50年的产权，一年10万元租金，一次性付清50年的租金。”脑子里无需多想，500万就是让他砸锅卖铁也凑不齐，“除了没有那么多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已经建好的房子，我们在空地上再去盖房子就属于违建，会被勒令拆掉。还有，就算不是违建，保不准哪天那个地方又拆迁了，这个损失我们根本负担不起。”

　　“学校的选址要有一定的面积，还得有一些打工者在附近居住。”衡岐峰把目光放在了六环外，一个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的厂房吸引了他的目光，房主要的每年近300万租金让衡岐峰倒吸了一口凉气。“最远的地方我都看到了一座山脚下了，地方倒是大，房子也有，不过那么远，打工的人不会住那么远，谁会来上学呢？”

　　把孩子送回老家？

　　上学期末，衡岐峰看着学校的学生数量逐渐减少，从1000多人降到了800人左右。他算了一笔账，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的学费一年1200元，房租每年16万左右，35名老师工资一年为70万左右，再加上5辆校车的以及其他花销，每年学校创办人的盈余在7万元左右。

　　在租了学校的场地后，衡岐峰曾自建了一些房屋，添置了计算机和活动室，衡岐峰站在楼前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这回学校没了，学生没了去处，这些年轻的老师们也得告别讲台。”

　　“我们是教委批准的有照的民办学校。”衡岐峰再次抬头看了看挂在办公室的“办学许可证”，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教委对于我们这些正规的民办学校只是批准后便于统一管理。”2003年，教委对衡岐峰的学校进行审批，2004年颁发了教学许可证。

　　“昌平区以前一共有16所有照的民办学校，之前已经有3所学校遇上了拆迁，其中有两所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办学，学校就不存在了，现在还剩下14所。”胡明掰着手指说，现在东小口有4所学校，还有智泉学校、振兴学校、新龙学校等10所学校在拆迁范围内，涉及的学生在1万名左右。“这里面有一些人将孩子送回了老家，让爷爷奶奶照看。有些人在试着寻找其他的民办学校。”

　　“我的几个老乡怕学校没了，孩子没有地方上学，已经提前把孩子送回老家了。”一位老家河南的家长说，他们现在很矛盾，“把孩子送回老家上学，一是已经不适应老家的生活，还有就是我们夫妻俩就得有一个人回去照顾他，收入也会少很多，供他上学和生活都会受到影响。如果学校能继续办，学校附近也能做点小买卖，我们就跟着学校一起走。”

　　但是，衡岐峰却一直找不到适合的办学场地。

　　教委：

　　保证学生得到九年义务教育

　　放弃继续办学的想法几次在衡岐峰的脑海中出现，但是他没有停止寻找办学场地。“我不办学校了，可以去干别的。但是如果学校没了，这些孩子们怎么办？有的离开父母回老家，也有一部分存在着辍学的可能。”

　　34岁的王萍是河南人，她的孩子在昱颖学校上学。她不愿意把生在北京的孩子送回河南，10岁的孩子也只随他们回过一次老家。“我去问过附近的公办学校，人家说没有名额了。”王萍从老乡那里打听到，如果交上个1.3万元的赞助费，公办校的名额就会挤出来一个。王萍非常为难，“这些钱我们拿不出来，只能搬到有民办校的地方住下来。”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流动人口自办学校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学校取缔前要做好各方面工作，将在校生妥善安排到其他学校继续就读，保证其学业不受影响，维护社会稳定。昌平区教委教行科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并未了解到区域内有打工子弟学校面临拆迁的情况。如果一旦出现打工子弟学校被拆迁，家长可以自行联系其他打工子弟学校，对于在新学期前仍未找到学校的学生，教委可以介入帮助，通过向其他学校分流的方式保证学生得到九年制义务教育。

　　衡岐峰开始担心，小作坊式的民办学校会像十几年前一样再次出现。“很多小作坊式的学校就在一个小院子里，教学设备不完善，条件非常艰苦，孩子也不能得到较好的教育。民办的打工子弟学校在十几年前就是因为农民工的进城而产生的，现在可能又会倒退回以前小作坊式的模式。”(记者 赵喜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