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纯粹与平淡铸就坦荡一生

 
www.jyb.cn　2009年07月12日　作者：沈祖芸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国学大师季羡林辞世，复旦大学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之一钱文忠追忆恩师

纯粹与平淡铸就坦荡一生

季羡林在就医的解放军总医院借助高倍放大镜读书。

    好不容易拨通了钱文忠教授的手机，听得出电话那头是强忍着悲痛的声音。作为季羡林先生的关门弟子，钱文忠教授对季先生的辞世非常意外，因为两周前先生的身体情况一直还比较好。未能见到季先生辞世前的最后一面，钱文忠的心情非常难过和遗憾。

　　“他没有什么爱好，他的情感都在文字中”，对钱文忠而言，如果要用什么词概括自己的恩师，最合适的就是“纯粹与平淡”。“作为一个从各种运动中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保持了人生的清白坦荡。该守望的、该坚持的，季先生一样也没有放弃。”这是一个月前，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之一、季先生的关门弟子钱文忠走进上海市格致中学为数千名师生开设文化讲座之后，与记者交谈时的一番话。

　　“1984年，季先生决定在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继1960年之后，第二次招收梵文、巴利文专业的本科生，我和他老人家的通信，大概使老人家确信了在这个年头，还是有孩子愿意学梵文的。在高考前，北大招办老师奉季先生之命，到华东师大一附中找我谈话。从此，我就与梵文、巴利文这个不为常人所知的专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的那个班级后来一共招了8个人，而到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还以此为专业。”季先生的这份知遇之恩，让钱文忠铭记终身。而现在敬爱的恩师走了，想起过往的那一幕幕，钱文忠的内心久久无法平静……

　　“你知道吗？裘先生，古文字专家，专家。”说这些话的时候，先生还跷起大拇指，微微地晃动。

　　师者：奖掖后学不遗余力

　　季先生最大的魅力，就是仿佛无法用堂皇的语言来言说的魅力。在钱文忠眼里，季先生的身上寄托着善良的人们太多的精神梦想。

　　首先，他是一位师者。

　　北大有许多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在20年前，他们都被称为中年学者，行辈、地位虽不能和季先生相比，但季先生却对他们发自内心地喜爱、尊重，不遗余力地揄扬他们。

　　钱文忠回忆说，一天，他陪季先生散步到办公楼附近，恰巧中文系的裘锡圭教授正低着头很慢地走在前面，大概在思考什么问题。季先生也放慢了脚步，低声对我说：“你知道吗？裘先生，古文字专家，专家。”说这些话的时候还跷起大拇指，微微地晃动。

　　还有一次傍晚，钱文忠照例去季先生家。季先生从书房里拿出一封信来，对钱文忠说：“你知道上海有一位徐文堪先生吗？他给我寄了一些有关吐火罗语研究的材料，有些我都没有见过，实在是难得，你回上海，一定替我去拜见一下徐先生。”季先生是中国唯一一位直接研究吐火罗语语言本身的学者，在世界上也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在这方面的藏书恐怕要超过国内的图书馆。徐先生当时是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但是，对国内外的学术动态的了解，已经是在国内罕见其右的了，所以能够提供连季先生都没有见到过的材料，现在他早已经是教授级的编审了。季先生对徐先生推崇备至。

　　对于更为年轻的学者，季先生更是不遗余力地奖掖，无论自己多忙，也无论自己手头有多少更重要的工作要做，总是乐于为他们的著作写序，至于替年轻人看稿子，推荐发表，那简直是家常便饭了。

　　有一年假期，钱文忠没有回上海，躲在北大。“一天，我拉上窗帘关紧门，点上蜡烛看书，隐隐约约听到楼道里有窸窣的声音，一会儿有敲门声。开门一看，原来是季先生不放心我，在助手李铮老师的陪同下，特意来叫我去吃饭。这顿饭吃的什么，我至今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但是，开门看见季先生站在昏暗的楼道里的情形，却犹在眼前。那些年，经常在季先生家吃饭，也经常陪同季先生赴宴，但是，这顿饭是很特别的。”

　　现在已是著名历史学家的浙江大学的卢向前教授，当时还在北大读研究生，他应该也有一顿难忘的饭。季先生曾经托卢先生代为查阅一份敦煌卷子，为了表示感谢，季先生特意在一天中午来到杂乱不堪的学生宿舍，邀请卢先生吃饭。这件事情在北大传为美谈。

　　“然而，季先生又要求年轻人为他做过什么吗？我相信没有。”钱文忠说,“很偶尔地，季先生会让我们为他查找一些资料，这原本是我们应该做的，况且还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可是，就连这样的举手之劳，季先生也绝对都要在文章里、书里写上一笔。有不少媒体问过我，季先生工作那么忙，还发表了那么多的文章，是否有学生代笔的？这不算是一个太离谱的疑问。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我追随季先生那么多年，连替他写个信封的事情都没有过。”

　　钱文忠回忆说，对比自己年长的人——当时冯友兰、王力、陈岱孙等比季老高一辈的人还都健在——季老是非常尊敬的。1990年的1月31日，先生命钱文忠随侍到燕南园向冯友兰、陈岱孙二老以及朱光潜先生的夫人贺年。路上结着薄冰，天气非常寒冷，当时也已经是80高龄的季先生一路上都以平静而深情的语调，赞说着三位老先生的治学和为人。先到朱光潜先生家，只有朱夫人在，季先生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再到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只有冯先生的女儿宗璞和女婿蔡仲德先生在家，季先生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最后到陈岱孙先生家，陈先生倒是在家的，看到季先生来访，颇为惊喜。季先生依然是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其时正好两卷本《陈岱孙文集》出版，陈先生去内室取出书，题签，起身，半躬着腰，双手把书送给季先生。季先生也是起身，半躬着腰，双手接过，连声说“谢谢，谢谢”。冬天柔和的阳光，照着两位先生的白发……这几幕场景过了快20年了，却一直鲜明地印在钱文忠的记忆深处。

    先生的“看家本领”不是作家、翻译家、理论家、评论家，而是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梵文等语言，并由此解决印欧语言学和佛教史上的重大难题。

　　学者：学问铸成大地风景

　　作为一位年高德劭的长者，季先生赢得了大家的心。然而，季先生的学术领域是什么？他又是凭借什么重要贡献在国际学术界拥有如此高的声望和地位呢？对此，钱文忠有着与常人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尽管季先生的散文随笔真挚感人、脍炙人口，但他的主要声望绝对不是一位作家；尽管季先生的翻译作品涉及古今中外好几种文字，其中还包括吐火罗语在内的死语言，在文化大革命被迫看守门房、清扫厕所的艰难环境下，更是以一人之力，惊天地泣鬼神地翻译了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但他绝对不是以翻译家立身；尽管季先生的一些宏观理论见解引起了全社会乃至国外的广泛关注和议论，被广为传播报道，但他也绝对不是以理论家或评论家而著称。

　　钱文忠认为，恩师的“看家本领”乃是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梵文、巴利文、包括佛教混合梵语在内的多种俗语、吐火罗语，并由此解决印欧语言学和佛教史上的重大难题。“如果说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一条贯穿其中的红线，那么，这条红线非印度古代语言研究莫属。无论是对于研究中印关系史、印度历史与文化、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吐火罗文、糖史，还是翻译梵文等语种文学作品，先生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领域的工作、成就、造诣，都具有首要的、根本的重要性。”钱文忠说。

　　这是一个极其冷僻的专业领域，很少有人了解。据钱文忠回忆，季先生主要的学术生涯和学术贡献可分成三个阶段。从1935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到1945年回国为第一阶段。季先生留学期间，决心进入当时国际人文学科的最前沿，在洋人拥有巨大先天优势、深厚传统的印欧语言学领域里大显身手，所谓入其室、操其戈而伐其人。因此，季先生留德期间所学的课程和汉学几乎完全无关，他的主科是印度学，副科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主要精力放在梵文、巴利文、吠陀文、佛教混合梵文、俗语、吐火罗语、俄语、南斯拉夫语、阿拉伯语等的学习和研究上。季先生留德期间完成和发表在德国最权威刊物上的几篇非常厚重的论文，都以当时印欧语言学领域最前沿的问题为关注点，并且引起了轰动，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些论文不仅解决了所要讨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这些领域都作出了方法论层面的重要贡献，这些都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的。

　　1945年，季先生放弃了在德国的教职和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离开德国，到1978年，长达30多年的时间，可以看作是季先生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阶段。34岁到65岁，这是一个学者最珍贵的黄金年龄阶段，这理应是季先生学术生涯最辉煌的阶段。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却是最暗淡无光的苦难岁月。1946年到“文革”的20年，因受到国内资料和对外联络、政治环境等限制，用季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只能“有多大碗，吃多少饭”了。季先生无奈地放弃了在德国已经打下极好基础、具有极高起点的本行研究，被迫转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印交流史、佛教史研究以及翻译工作上。1966年以后，季先生几乎被迫害至死，好几次被打得只能自己爬回家，好几次动了自杀的念头，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学术研究。只有在“文革”后期，季先生担心自己把梵文给忘了，偷偷地开始翻译《罗摩衍那》，这完全不是季先生的本意，我们只能说这是伤心滴血的辉煌了。季先生的《牛棚杂忆》就是写自己在这后半段的遭遇，那是一部记录疯狂野蛮时代的杰作。

　　第三阶段从1978年开始直至今天。季先生恢复了学术研究，在承担常人无法想象的繁重的社会、学术领导工作的同时，他争分夺秒，以拼命的态度抢回失去的时光。在这个阶段，季先生有机会接触国外的最新材料，于是接续在留德期间奠基的研究，不断地发现、补充新材料，进一步论证推演自己的判断和结论。在这一时期季先生还毅然接受了一个巨大的挑战，研究、翻译、考证了新疆发现的、篇幅最大的吐火罗语文献《弥勒会见记》，这项研究难度之大、成就之高，震撼了国际学术界。当时季先生已是七八十岁的高龄，且不说他肩上担负着多少重要工作，就以这样的高龄承担这样的研究任务而言，就已经足以让钱文忠这样的后生叹为观止了。

　　季先生曾经一身担任了100多个学术领导职务，为新时期中国学术的繁荣发展呕心沥血、竭尽全力，作出了别人无法替代也很难相比的巨大贡献。

　　他把收藏全部捐赠北大，包括古字画、古砚、寿山石、田黄、田白、善本、自己所用家具、毕生积蓄的稿费，甚至连自己的图章也捐掉了。

　　长者：像土地般朴素真诚

　　“季先生原本应该是一个群体现象，而到了现在，他那样的人却成了孤零零的个体现象。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钱文忠十分感慨。这是一个对他人、对社会满怀着爱和责任感的老人；这是一个像土地般朴素、真诚，从来不追名逐利的老人。

　　季先生的穿着极其朴素，经常会被人看成是学校里的老工人。不止一次，季先生被来报到的新学生叫住，替他们看行李。季先生每次都原地不动地替他们看守行李，有时候会一看就是两小时。当然不出几天，这些学生就会在北大的迎新会上，看见季羡林副校长坐在主席台上。

　　季先生的节俭在北大人所皆知，然而，作为季先生十分喜爱的弟子，钱文忠经手过不少季先生的事，他却认为，其实季先生是个很慷慨的人，可惜这点很少有人知道。季先生往自己的家乡小学寄钱寄书那是常有的事情。就连在家里工作过而已经离开了的保姆，倘若喜欢读书，季先生都会给予支持。钱文忠清楚地记得一张汇款单子上季先生的留言：“这些钱助你读书，都是爬格子所得，都是干净的。”

　　“至今为止，北大接受的最大一笔捐赠来自季羡林先生。”钱文忠回忆说，解放后的季羡林是一级教授，工资、各项补贴加稿费，每月收入约有千元，他用来买了很多古字画。后来，他把收藏全部捐赠北大，“仅仅古字画就有462幅，包括苏东坡的《御书颂》，董其昌、仇英、祝枝山的画都在10幅以上，此外还包括大量古砚、寿山石、田黄、田白、善本、自己所用家具、毕生积蓄的稿费，甚至连自己的图章也捐掉了。”钱文忠感慨地说，这些古董，价值难以计数。

　　相比较学术和人格上达到的高度，季先生的生活则简单得乏善可陈。“季先生对很多事情无知到惊人的地步。他大概到70多岁才学会用煤气，有很多事情是他永远也想不明白的。”钱文忠接触过很多老一辈学者，“他们执著，他们那一代人真正相信人只有一种命运，不会心有旁骛，不会奢望什么都拥有。”那种命运，就是他们要成为的人。留德回来以后，季先生就认定自己是做学问的人的命。

　　“季先生唯一吃的零食是花生，他拿个布口袋把花生挂在写字台上。他坚定地相信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是花生。所以任何人去，都是一把花生。”季先生喜欢养猫，“他出去散步，猫也跟着去散步，这是北大很有名的一景。他还喜欢种花。他会在某一个晚上揣一把莲子，到朗润湖一把撒下去，第二年，莲花会长出来，他说‘文忠，看，我种花了’。”

　　北大还有一个童话般的说法：未名湖的荷花，都是季羡林种的。

　　晚年的季先生内心始终有一份感怀，那是从北大学子那里获得的一种亲切真诚的热爱。北大校园里，学生不少是骑车如飞的，前面倘若有人挡道，那一般都是大按其铃，催促不已。然而，钱文忠却太多次地看到，只要学生知道前面慢慢地走着的，甚至挡住他们道路的是季先生，他们就都会跳下车来，安静地在后面推车而行，不少时候，季先生茫然不知自己身后排起了一条长龙。有一年的大年初一，季先生推开家门，发现门前白皑皑的雪地上，画满了来自北大好几个系所的学生的问候和贺年之词，季先生感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如今，钱文忠已是中国仅有的几位赫赫有名的专业研究梵文、巴利文的学者之一。他从大学一年级起，就开始撰写并发表学术论文，获“季羡林东方学奖学金”一等奖。上世纪80年代中期，留学德国汉堡大学印度与西藏历史文化学系。虽然学术声望和社会影响力越来越高，但钱文忠始终铭记着恩师的教诲。

　　在他看来，虽然恩师永远地离开了自己，但先生那种天高云淡的境界却将影响钱文忠的一生。7月11日，尽管钱文忠的手机被各路记者“追着”，响个不停，但他还是希望自己能留在先生身边静静地陪他再走最后一程……（沈祖芸）

骑车子的季羡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