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精神

一个夏日的傍晚，夕阳的余晖已经褪尽，家家户户燃起了昏暗的煤油灯，大人小孩都回家准备吃晚饭了，我却蜷缩在杂屋角落里，不敢出声，隔壁突然传来堂兄的哭叫声和伯母的打骂声，不一会儿，听到伯母走到我家说，“你家细伢子也要打一顿才行，今下午就是他带头在水渠洗澡的。”我听到母亲把碗重重地往桌上一放，嘴里大喊，“细伢子呢？难怪不敢回家，原来是洗澡去了，你自己想寻死路还要带别人去，今晚你躲到鬼眼里我都要找出来打一顿……”听到母亲在边找竹笤帚，边骂骂咧咧，我吓得赶紧往柴堆里钻。这时，只听父亲说，“刚才我回来的时候就看到细伢子在外面躲躲闪闪，估计他是做了坏事不敢回来。大妹子，你去喊回来吧，他晓得做错了事就别打了。”大姐把我拽回去之后，当然少不了母亲的“怒吼”。在家人的“保护”下，我免了一顿暴揍，父亲倒是不动声色地吃着饭，最后轻轻地对我说，“想洗澡，就要有大人在场才去，也不要到山塘和水渠里去洗，那些地方我们都不知深浅，沉下去了怎么办？小孩子要听话，今后要记住嘞。”看到父亲没有“催棍”，而是轻声细语的教育，我忐忑的心一下子就平静了，心里暗暗地说，下次再也不会了。

今年五月初六是父亲诞辰90周年，也是他去世22周年。在父亲90冥寿那天，我们姊妹5人回忆起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都悲从中来，大姐也提起了我洗澡的那件事，大家觉得父亲从没打过我们，也不喜欢叨叨唠唠，一直是很慈祥的样子，但我们都听他的话，对他总有一种敬畏感。从父亲身上，我们能感悟到的是他做事的坚毅无畏，为人的正直无私，待人的宽厚真诚，在对子女教育和影响方面，他重的是“身教”，没有暴风骤雨，唯有和风细雨、无声润物。

战天斗地

父亲出生于1934年，只读了三年私塾，13岁开始学小木工，1955年，21岁的父亲担任初级社副社长，1957年任高级社长，此后一直担任大队（后改为村）支部书记，1983年下半年担任乡镇煤矿首任支部书记直至退休。

上世纪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末期，父辈们经历了大炼钢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农业学大寨）等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生产运动，作为大队支书，父亲责无旁贷地走在这些生产运动的前列，在当时交通、通讯很不发达的情况下，父亲既要当指挥员，又要当设计师、战斗员，还要当通讯员，为此日夜奔波，有时夜不成寐，寝食难安。

父亲十分重视山水田园的维护，“兴修水利”“封山育林”是他几十年基层干部所坚守的工作目标。我大队坐东朝西，东、南、北面是连绵的小山峦，呈半圆形将农舍和耕地围住，西面是一条小河，将本大队与邻大队隔开，中部是三个大田垄的稻田。70年代末期，父亲带领群众在东北部又开垦了几十亩荒田，扩大了全大队的耕地面积。根据本大队的地形地貌，以父亲为首的领导班子带领群众先后修建了三个小型水库，能分别灌溉三个田垄约700多亩农田，环村修建了一条连接白马灌区的水渠，和多条支渠，便于灌溉地势较高的农田，确保全村旱涝保收。每年冬季父亲发动群众，疏浚河道、清除池塘污泥，并将污泥担运到土质松散的农田，以改造土壤。每年冬春季节，他和群众一起在荒山上栽种果树和用材林，在间伐林区补植杉树和其他树苗，既扩大了山林面积，又使山林发挥了经济效益，大队长期安排专人守护山林，禁止滥砍滥伐和私自上山捡柴火。

1983年父亲担任乡镇煤矿矿长兼支部书记。这是一座规划选址在荒山上的新开采的小型煤矿，当时无路、无水、无电、无机械、无矿工，一切从零开始，近50岁的父亲从“招兵买马”树牌子，到修路、通电、掘矿井、打水井、建简易办公宿舍房，到与各级各部门的协调，等等，整个连轴转，在交通不便、通讯不畅，半人工、半机械的情况下，不到半年时间，煤矿基本成型，1984年年初挖出了第一桶煤。此后，父亲着手加强人员管理、狠抓安全生产、畅通煤炭销售，荒山上冒出的小规模乡镇煤矿走上了正常运转的轨道，为当地的劳动力就业、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公正无私

父亲虽然读书不多，但通过看书报，潜心做群众工作，练就了较好的口才，那时的干部会、群众大会开得比较多，他不要打草稿就能口若悬河地即席发言，而且讲话很有条理，很有说服力。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劳动力都靠到集体挣工分分口粮，年终决算时，一些生产队遇到难题，都要请父亲去决断，对人多劳少的困难户，他总能说服大家给予适当的照顾；对于一些胡搅蛮缠、平时出工不出力、吊儿郎当的人，父亲也能直言相告，绝不迁就姑息，让这些人口服心服。

在改革开放前后一段时期，农村人口几乎集中在家里搞农业生产，农民经济都比较困难，导致矛盾也比较多，队与队之间，邻里之间、父子兄弟之间、夫妻之间等等经常为一点小事发生矛盾，一有矛盾，打架骂娘的事便会发生，大队没有办公地，我家就成了矛盾调解的场所，父亲秉持公道，苦口婆心地跟他们分析利害，该批评的毫不留情地批评，该处理的按原则处理，往往能及时化解矛盾，排解纠纷。有时因农田用水，或宗族矛盾，发生地域性的群体械斗事件，当事人总是找父亲出面调处，事情都能得到圆满解决。

父亲虽然当基层干部几十年，但他很要面子，很好强，宁可穷困潦倒也不向公家伸手，从不向组织提要求，生怕麻烦组织，麻烦领导。有的大队支书能把自己的子女推荐上大学、招工、当兵，父亲从没为自己的子女考虑过，倒是在他的帮助下，有好多人进了厂矿企业，吃起了“国家粮”，当上了令我小时候羡慕不已的工人。

为了培养青年干部，父亲经常陪“接班人”上夜校参加培训，平时找他们谈心谈话，为他们提供锻炼的平台和机会，当了几十年大队干部，他先后培养了好几名年轻干部，并把他们推到大队支书岗位，自己却退居二线，甘当助手，协助他们工作。有一个年轻干部在他的用心培养和推荐下，从大队秘书、副支书、支部书记，直至当选为乡长，成为鲜有的农民出身的“国家干部”。

挑战命运

父亲从小跟着祖父学做农活，犁耙耕作，样样在行，13岁开始学做木工。农忙季节就在家务农，农闲季节外出做木工，为了协助祖父解决一大家子的饥饿问题，他练就了吃苦耐劳的本领。

父亲成家以后，生育了6胎，生存下来5个，我们姐弟5人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家七口挤在两间半低矮潮湿的土砖房子里。当时我家人多劳少，断粮、断油是常事，每到年终决算时，我家总是生产队的“欠钱户”，但父亲从不要求队里照顾，宁可借钱过年。大年三十晚上，父亲去看望比我们更困难的群众，尽力为他们解决一点过年物资，母亲则用散煤烧一个大炉火，招呼来讨账的人围坐在火炉旁，然后一杯一杯地泡茶，一遍一遍地诉着苦，看着家里实在拿不出钱还账的样子，他们只好失望地走了。送走讨账人，母亲让我们洗完澡上床睡觉，然后她就把我们的衣服全部洗一遍，再在火炉上烤干，有破烂的地方就缝补一下，初一早晨让我们穿上干净的“新”衣服出去拜年。那些年，父亲带着我们一家子真的是“勒紧裤带过日子”，从年头到年尾，家里很少吃到肉，也很少看到钱。在一次支部书记会上，公社书记指着我父亲说，他在我家吃饭，几个人只吃了一个咸得要命的鸡蛋，清贫如此，确实令人感叹。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上学前，父亲还在睡觉，我想到他口袋里拿钱去买本子，结果把他的上衣、裤子翻遍了，最后在上衣口袋角落里捏出一个五分的硬币，当时我鼻子一酸，钱也没要就上学去了。记忆中，我读初中之前，很少穿过新衣服，一般都是捡姐姐和哥哥穿过的衣服，有时条件好点的人家也送旧衣服给我们穿。而当时全大队缺衣少粮的困难户不少，作为一家的顶梁柱和大队的掌舵人，父亲的焦虑可想而见。这种捉襟见肘的困境，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们姐弟都长大成人后，才得以改善。

记忆中，父亲经历了两次凶险事件。大约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父亲参加全县三级干部大会后，载着社队干部的解放牌汽车在回家的陡坡上侧翻，车上包括公社书记在内的很多干部当即被摔伤昏了过去，有的伤势还比较严重，父亲醒来后，看着周围受伤昏迷的社队干部，他硬撑着身体，一瘸一拐地走向有人烟的村庄求救。1986年7月底，父亲下煤矿矿井巡查，一块巨石在离他头顶不到一尺的地方突然落下，惊吓之余，他一面组织现场人员有序疏散，一面通知井上的人采取措施疏通巷道，加固矿井，避免发生更大的事故。经历了这两次生死边缘，父亲经常自嘲，“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父亲退休后，不到一年，身体就出现异样，当时他没当一回事，只是在小诊所买点消炎药，直到经常出现小便血尿，而消炎药完全不管用的时候，才去长沙诊治，1995年上半年，父亲在湖南肿瘤医院做了膀胱癌切除手术，但不到两年，癌病复发，又开始便血尿了。为了不给子女添麻烦，他不同意再次做手术，而是去医院开些化疗药回家自己灌注，勉强遏制了病情。后来，我陪他到当时有名的“石神医”那里开了几十副中药，回家后，发现其中很多中药他都认识，从此，他便经常扛着锄头上山采草药，足迹踏遍了周边三个村的大小山岭。“久病成良医”，父亲凭自己顽强的意志，与病魔斗争了7年。2002年五月初六，在他68岁生日当天，在几十个亲友的陪伴下，父亲溘然西归。出殡那天，全村老少沿路相送，大家都为父亲的去世感到痛惜。

印象中，父亲极少教育我们要怎样做人、怎样读书，也从没打骂过我们，但我们姐弟五人都是那么听话，就连最小的我，虽然是在父母和比我年长的姐姐、哥哥的呵护下长大的，但我也能帮着做家务事，读小学的时候，每天早晨看完牛才去上学，下午放学回家又和小伙伴们一起放牛，从不到外面惹是生非。有时放学后，我还一吹口哨，带领小伙伴们为集体削草皮积肥......实际上，这是父亲的善良品性，勤劳俭朴的生活习惯，忠诚老实的为人处世，特别是他吃苦耐劳、为人公道的精神，能为他人、为集体着想的宽大胸怀让我们受到了熏陶。在我成长历程中，父亲潜心工作、公正无私的精神影响着我，父亲教给我的“在工作中要以理服人”成了我从事教育工作的座右铭。

父亲离开我们22年了，他的忠于党、忠于人民、服务大众的思想永远辉耀着我们后辈勇毅前行。（曾国和 刘齐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