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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精神

时间:24-07-05    来源:   作者:曾国和 刘齐跃    编辑:早尔

一个夏日的傍晚,夕阳的余晖已经褪尽,家家户户燃起了昏暗的煤油灯,大人小孩都回家准备吃晚饭了,我却蜷缩在杂屋角落里,不敢出声,隔壁突然传来堂兄的哭叫声和伯母的打骂声,不一会儿,听到伯母走到我家说,“你家细伢子也要打一顿才行,今下午就是他带头在水渠洗澡的。”我听到母亲把碗重重地往桌上一放,嘴里大喊,“细伢子呢?难怪不敢回家,原来是洗澡去了,你自己想寻死路还要带别人去,今晚你躲到鬼眼里我都要找出来打一顿……”听到母亲在边找竹笤帚,边骂骂咧咧,我吓得赶紧往柴堆里钻。这时,只听父亲说,“刚才我回来的时候就看到细伢子在外面躲躲闪闪,估计他是做了坏事不敢回来。大妹子,你去喊回来吧,他晓得做错了事就别打了。”大姐把我拽回去之后,当然少不了母亲的“怒吼”。在家人的“保护”下,我免了一顿暴揍,父亲倒是不动声色地吃着饭,最后轻轻地对我说,“想洗澡,就要有大人在场才去,也不要到山塘和水渠里去洗,那些地方我们都不知深浅,沉下去了怎么办?小孩子要听话,今后要记住嘞。”看到父亲没有“催棍”,而是轻声细语的教育,我忐忑的心一下子就平静了,心里暗暗地说,下次再也不会了。

今年五月初六是父亲诞辰90周年,也是他去世22周年。在父亲90冥寿那天,我们姊妹5人回忆起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都悲从中来,大姐也提起了我洗澡的那件事,大家觉得父亲从没打过我们,也不喜欢叨叨唠唠,一直是很慈祥的样子,但我们都听他的话,对他总有一种敬畏感。从父亲身上,我们能感悟到的是他做事的坚毅无畏,为人的正直无私,待人的宽厚真诚,在对子女教育和影响方面,他重的是“身教”,没有暴风骤雨,唯有和风细雨、无声润物。

战天斗地

父亲出生于1934年,只读了三年私塾,13岁开始学小木工,1955年,21岁的父亲担任初级社副社长,1957年任高级社长,此后一直担任大队(后改为村)支部书记,1983年下半年担任乡镇煤矿首任支部书记直至退休。

上世纪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末期,父辈们经历了大炼钢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农业学大寨)等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生产运动,作为大队支书,父亲责无旁贷地走在这些生产运动的前列,在当时交通、通讯很不发达的情况下,父亲既要当指挥员,又要当设计师、战斗员,还要当通讯员,为此日夜奔波,有时夜不成寐,寝食难安。

父亲十分重视山水田园的维护,“兴修水利”“封山育林”是他几十年基层干部所坚守的工作目标。我大队坐东朝西,东、南、北面是连绵的小山峦,呈半圆形将农舍和耕地围住,西面是一条小河,将本大队与邻大队隔开,中部是三个大田垄的稻田。70年代末期,父亲带领群众在东北部又开垦了几十亩荒田,扩大了全大队的耕地面积。根据本大队的地形地貌,以父亲为首的领导班子带领群众先后修建了三个小型水库,能分别灌溉三个田垄约700多亩农田,环村修建了一条连接白马灌区的水渠,和多条支渠,便于灌溉地势较高的农田,确保全村旱涝保收。每年冬季父亲发动群众,疏浚河道、清除池塘污泥,并将污泥担运到土质松散的农田,以改造土壤。每年冬春季节,他和群众一起在荒山上栽种果树和用材林,在间伐林区补植杉树和其他树苗,既扩大了山林面积,又使山林发挥了经济效益,大队长期安排专人守护山林,禁止滥砍滥伐和私自上山捡柴火。

1983年父亲担任乡镇煤矿矿长兼支部书记。这是一座规划选址在荒山上的新开采的小型煤矿,当时无路、无水、无电、无机械、无矿工,一切从零开始,近50岁的父亲从“招兵买马”树牌子,到修路、通电、掘矿井、打水井、建简易办公宿舍房,到与各级各部门的协调,等等,整个连轴转,在交通不便、通讯不畅,半人工、半机械的情况下,不到半年时间,煤矿基本成型,1984年年初挖出了第一桶煤。此后,父亲着手加强人员管理、狠抓安全生产、畅通煤炭销售,荒山上冒出的小规模乡镇煤矿走上了正常运转的轨道,为当地的劳动力就业、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公正无私

父亲虽然读书不多,但通过看书报,潜心做群众工作,练就了较好的口才,那时的干部会、群众大会开得比较多,他不要打草稿就能口若悬河地即席发言,而且讲话很有条理,很有说服力。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劳动力都靠到集体挣工分分口粮,年终决算时,一些生产队遇到难题,都要请父亲去决断,对人多劳少的困难户,他总能说服大家给予适当的照顾;对于一些胡搅蛮缠、平时出工不出力、吊儿郎当的人,父亲也能直言相告,绝不迁就姑息,让这些人口服心服。

在改革开放前后一段时期,农村人口几乎集中在家里搞农业生产,农民经济都比较困难,导致矛盾也比较多,队与队之间,邻里之间、父子兄弟之间、夫妻之间等等经常为一点小事发生矛盾,一有矛盾,打架骂娘的事便会发生,大队没有办公地,我家就成了矛盾调解的场所,父亲秉持公道,苦口婆心地跟他们分析利害,该批评的毫不留情地批评,该处理的按原则处理,往往能及时化解矛盾,排解纠纷。有时因农田用水,或宗族矛盾,发生地域性的群体械斗事件,当事人总是找父亲出面调处,事情都能得到圆满解决。

父亲虽然当基层干部几十年,但他很要面子,很好强,宁可穷困潦倒也不向公家伸手,从不向组织提要求,生怕麻烦组织,麻烦领导。有的大队支书能把自己的子女推荐上大学、招工、当兵,父亲从没为自己的子女考虑过,倒是在他的帮助下,有好多人进了厂矿企业,吃起了“国家粮”,当上了令我小时候羡慕不已的工人。

为了培养青年干部,父亲经常陪“接班人”上夜校参加培训,平时找他们谈心谈话,为他们提供锻炼的平台和机会,当了几十年大队干部,他先后培养了好几名年轻干部,并把他们推到大队支书岗位,自己却退居二线,甘当助手,协助他们工作。有一个年轻干部在他的用心培养和推荐下,从大队秘书、副支书、支部书记,直至当选为乡长,成为鲜有的农民出身的“国家干部”。

挑战命运

父亲从小跟着祖父学做农活,犁耙耕作,样样在行,13岁开始学做木工。农忙季节就在家务农,农闲季节外出做木工,为了协助祖父解决一大家子的饥饿问题,他练就了吃苦耐劳的本领。

父亲成家以后,生育了6胎,生存下来5个,我们姐弟5人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家七口挤在两间半低矮潮湿的土砖房子里。当时我家人多劳少,断粮、断油是常事,每到年终决算时,我家总是生产队的“欠钱户”,但父亲从不要求队里照顾,宁可借钱过年。大年三十晚上,父亲去看望比我们更困难的群众,尽力为他们解决一点过年物资,母亲则用散煤烧一个大炉火,招呼来讨账的人围坐在火炉旁,然后一杯一杯地泡茶,一遍一遍地诉着苦,看着家里实在拿不出钱还账的样子,他们只好失望地走了。送走讨账人,母亲让我们洗完澡上床睡觉,然后她就把我们的衣服全部洗一遍,再在火炉上烤干,有破烂的地方就缝补一下,初一早晨让我们穿上干净的“新”衣服出去拜年。那些年,父亲带着我们一家子真的是“勒紧裤带过日子”,从年头到年尾,家里很少吃到肉,也很少看到钱。在一次支部书记会上,公社书记指着我父亲说,他在我家吃饭,几个人只吃了一个咸得要命的鸡蛋,清贫如此,确实令人感叹。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上学前,父亲还在睡觉,我想到他口袋里拿钱去买本子,结果把他的上衣、裤子翻遍了,最后在上衣口袋角落里捏出一个五分的硬币,当时我鼻子一酸,钱也没要就上学去了。记忆中,我读初中之前,很少穿过新衣服,一般都是捡姐姐和哥哥穿过的衣服,有时条件好点的人家也送旧衣服给我们穿。而当时全大队缺衣少粮的困难户不少,作为一家的顶梁柱和大队的掌舵人,父亲的焦虑可想而见。这种捉襟见肘的困境,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们姐弟都长大成人后,才得以改善。

记忆中,父亲经历了两次凶险事件。大约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父亲参加全县三级干部大会后,载着社队干部的解放牌汽车在回家的陡坡上侧翻,车上包括公社书记在内的很多干部当即被摔伤昏了过去,有的伤势还比较严重,父亲醒来后,看着周围受伤昏迷的社队干部,他硬撑着身体,一瘸一拐地走向有人烟的村庄求救。1986年7月底,父亲下煤矿矿井巡查,一块巨石在离他头顶不到一尺的地方突然落下,惊吓之余,他一面组织现场人员有序疏散,一面通知井上的人采取措施疏通巷道,加固矿井,避免发生更大的事故。经历了这两次生死边缘,父亲经常自嘲,“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父亲退休后,不到一年,身体就出现异样,当时他没当一回事,只是在小诊所买点消炎药,直到经常出现小便血尿,而消炎药完全不管用的时候,才去长沙诊治,1995年上半年,父亲在湖南肿瘤医院做了膀胱癌切除手术,但不到两年,癌病复发,又开始便血尿了。为了不给子女添麻烦,他不同意再次做手术,而是去医院开些化疗药回家自己灌注,勉强遏制了病情。后来,我陪他到当时有名的“石神医”那里开了几十副中药,回家后,发现其中很多中药他都认识,从此,他便经常扛着锄头上山采草药,足迹踏遍了周边三个村的大小山岭。“久病成良医”,父亲凭自己顽强的意志,与病魔斗争了7年。2002年五月初六,在他68岁生日当天,在几十个亲友的陪伴下,父亲溘然西归。出殡那天,全村老少沿路相送,大家都为父亲的去世感到痛惜。

印象中,父亲极少教育我们要怎样做人、怎样读书,也从没打骂过我们,但我们姐弟五人都是那么听话,就连最小的我,虽然是在父母和比我年长的姐姐、哥哥的呵护下长大的,但我也能帮着做家务事,读小学的时候,每天早晨看完牛才去上学,下午放学回家又和小伙伴们一起放牛,从不到外面惹是生非。有时放学后,我还一吹口哨,带领小伙伴们为集体削草皮积肥......实际上,这是父亲的善良品性,勤劳俭朴的生活习惯,忠诚老实的为人处世,特别是他吃苦耐劳、为人公道的精神,能为他人、为集体着想的宽大胸怀让我们受到了熏陶。在我成长历程中,父亲潜心工作、公正无私的精神影响着我,父亲教给我的“在工作中要以理服人”成了我从事教育工作的座右铭。

父亲离开我们22年了,他的忠于党、忠于人民、服务大众的思想永远辉耀着我们后辈勇毅前行。(曾国和 刘齐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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