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子弹飞》：姜文荒诞镜头下的星火革命与中国早期革命者

该片改编自马识途原著《夜谭十记》，讲述了张牧之从原本的悍匪“张麻子”摇身一变为“假县长”马邦德赴任鹅城，走上革命之路并与“南国一霸”黄四郎展开激烈斗争的故事。

影片背景设置在民国时期南部的鹅城，虽然其地名在中国地图里并不真实存在，但在导演姜文的影像空间中，现实的中国社会亦能浓缩于影像中的这座小城，鹅城百姓便象征着平民大众。当张麻子化名假县长“马邦德”扣动板机，数声枪响之后，他在鹅城拉开了一场浩荡革命的序幕，猎猎旗帜下的他似是对旧中国漫漫革命道路中的英雄人物的一种回应。虽只有区区七人，但就像毛主席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张麻子一行人凭借其坚定革命信念和不惧牺牲的顽强斗争逐渐唤醒发动群众，推翻了根深蒂固的旧统治者。回顾张麻子跌宕起伏的鹅城革命，观影者或能窥见其间所投射出的中国早期革命者形象。

荒诞外壳下的早期革命

张麻子尚未走马上任时，他只是山林里的一名土匪头子，没有成为革命者、走上革命险途的坚定决心。混乱时代自然不乏汤师爷这样投机取巧的人，他们以自身利益为先，无视百姓生死，是革命时期黑白通吃的太平绅士。假县长、假师爷在鹅城遇到了地头蛇，真恶霸黄四郎在鹅城一手遮天，但曾经的他竟与张麻子同属革命阵营，也是反抗旧统治阶级的一员。他推翻了这片土地最初的统治者，却逐渐丧失初心，堕落为鱼肉百姓的地痞恶霸，成为了民众口中的“黄老爷”，他依然是旧社会腐朽势力的典型代表。本片故事线索为假县长、假师爷与真恶霸之间的火拼械斗，其本身就具有黑色幽默性，为观影者带来一场荒诞外壳之下的暴力革命。

纵观张牧之担任县长、与黄四郎开展斗争的全过程，即使蒙尘的喊冤鼓被翻出，张牧之吹响“杀四郎，抢碉楼”的革命号角，满城百姓却无一人跟随他的步伐，只剩下几十只大白鹅缓缓踱步，在这极具荒诞性的情节外衣之下，却暴露出鹅城民众人性的麻木与软弱。当张牧之杀死假黄四郎后，鹅城百姓对于这个符号化恶霸人物的恐惧霎时消失了，可是连县长万般艰难培养出来的群众愤怒也随之湮灭，影片在此处展现出一场情绪亢奋的哄抢和洗劫，或许群体狂欢让久经压抑的民众找到了精神宣泄口，然而，这些并不是张麻子所追求的真正的革命。

整部影片或浅或深地影射革命的不彻底性，比如黄四郎对张牧之说自己的帽子：“那不是最好的，还有更好的。”以帽子隐喻黄四郎在被哄抢的府邸之外还有另外的财产，或是张牧之看不到的权力，暗示他并没有将黄四郎的独裁统治彻底斩断，看似胜利的革命或许仅是虚伪的外壳，没有斩断黑暗的根底，恰如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之后迎来了军阀独裁。

革命者的悲情色彩

正如片名《让子弹飞》一般，群众起义的愤怒从萌芽到发酵尚需要时间，但在碉楼的财富诱惑之下，鹅城百姓为眼前的利益放弃了彻底的革命。影片近结尾处，一个男人跑过来，直奔张麻子坐的椅子想要拿走。张麻子同意了，革命结束，他作为革命的领导者，却连一把椅子都没给自己留下，此时他已在沉默中明白鹅城民众揭竿而起的最大目的仅仅是为了“抢碉楼”。

在荒诞的革命中唯一清醒着的人，就是张牧之。他是一名追求公平的理想主义者，极具英雄主义色彩。而身处民国特殊年代，他身上迸发出了不同于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的光辉。他虽然愤怒，但为了民心所向，不会因为报一时之仇而杀了害死六子的胡万，而是筹划一场以牙还牙之局，让黄四郎等人偿还代价。

由于山林土匪的身份，他在普通社会里本该遭人排斥和鄙夷。但当他处于整个扭曲畸形的社会，在那个疯狂年代不为人所接受的，往往是理智而清醒的一方，颇具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而这种理智，是孤独的，正如影片结尾，张牧之在青山铁轨间目送曾经的革命“战友”搭上前往上海的火车。他已然成为坚定的革命者，注定只能与他们诀别，在时代洪流里独自逆流而上。

尽管已经知晓革命的结局，从张牧之的面部表情中我们能看出英雄的落寞与无奈。曲终人散，影片在结尾铺就上一层悲壮的色彩，这悲情应属于革命者张牧之，也属于投身电影行业里的导演姜文，属于每一个骑着马匹、沿着铁轨独自踏向远方的中国式英雄人物。

总结：

《让子弹飞》作为颇具姜文个人风格的电影，其中充斥着大量对现实的隐喻和象征。导演本人认为“强劲的想象带来真实”，片中看似荒诞的斗争，是他运用瑰丽的影像语言对现实革命的刻画。无独有偶，姜文在其他代表作中对于黑色幽默与暴力元素的融汇依旧出彩：《阳光灿烂的日子》身处文革背景下的马小军所拥有的青春，兼具激情与迷茫；《太阳照常升起》结尾处的茫茫戈壁上刻有“尽头”二字的石头等......姜文式的荒诞现实主义已经不再荒诞，反而映射社会怪诞现状，呈现其真实历史精神与人文思想，彰显出浓烈的写实主义，将影片的普世价值提升至新的层次。（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21级戏剧影视文学班 刘文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