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刚刚结束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此次会议为节点，中国将开启依法治国新时代，中国的依法治国将从政治方略走向全面、具体的法治实践，在社会主义法治旗帜引领下的中国号巨轮必将走得更稳健、更精彩。

当今世界，国家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制度的竞争，国家的现代化归根到底是制度的现代化。法治作为中国当前最大的政治，四中全给出了一个振奋人心的答案，描绘出了一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宏伟蓝图。

一、法治承载中国治国理想

法治承载着中国的治国理想，也构筑起中国的治国大厦。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法治建设走过了一条艰难探索、创新发展的不平凡道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此后，习近平总书记也在不同场合，多次就依法治国做出重要论述。随着一次次的阐述，新一届领导集体依法治国的理念愈发明确，路径也愈发清晰。

依法治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不竭动力；是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在要求；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制度基石；是人民权利的根本保障。

四中全会以高远的立意、宏大的构架、精细的笔触，勾勒出了升级版的依法治国。

二、法治的基础是良法善治

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

良法善治是人类古老而崇高的法治理想，要实现这一理想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更需要有永远在路上的准备。

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201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这让依法治国有了现实的制度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立法的终结，相反，作为一个动态开放的法律体系，以此为转折点中国迎来了一个后立法时代。这一时期中国的立法工作突出体现三大特点。

完善法律体系——社会实践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永无止境的社会实践为法律的立改废提供了无限可能，只有真正体现时代要求和人民意志的法律才是良法。

助力改革创新——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改革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立法要发挥引领和推动作用，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确保改革在法治轨道上稳妥有序推进。

民主科学立法——身处利益多元、矛盾多发的社会转型期，立法要通过扩大公众有序参与，为社会不同利益群体提供平等对话、公平博弈的平台，最广泛地听取社会各方的意见，更好地协调社会利益关系。

提高立法质量，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是后立法时代的特点，更是党对新时期立法工作的新要求。

三、严格恪守宪法至上原则

四中全会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

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成果，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成为新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基本原则、重大方针、重要政策在国家法制上的最高体现。因此，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宪法当成是一部“被供奉起来的法律”，地位虽然崇高，但执行的却并不够好，其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严格的违宪监督机制。

违宪监督是四中全会最值得关注的亮点之一，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更坚实、更有效的违宪监督权力，是宪法实施的根本保障。

四、推动法治政府勇于闯关

四中全会提出，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法治的要义就在于处理好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对于政府来讲，法治意味着限权；对于公民来讲，法治意味着权利保护。但现实中，行政权力的扩张冲动，使权力有时更像一匹随时都要脱疆的野马。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的关键在于限权。

从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到包括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审批法、行政强制法等在内的一系列重要行政法律法规的出台，体现的无不是对行政权力的限制与约束。

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巨大压力，面对转型期社会运行风险，一些政府部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问题的能力依然不足，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仍然有待提高，建设法治政府依然处在艰难的闯关阶段。

四中全会提出的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等等，每一项任务和目标无不剑指当前法治政府建设的要害，认真落实四中全会要求，中国的政府法治必将跃上一个新的高度。

五、迈向更公正的司法

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四中全会对司法工作提出的要求正是当前司法改革的目标。 从1987年司法改革第一次试水，到今天司法改革进入全面攻坚期，纵观中国司法改革的历史，每一次都与国家的改革、与党和人民对司法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密切相关。经过30多年的努力，今天，站在更高的起点上，中国的司法改革开始下决心破解那些影响司法公正的深层次、制度性矛盾。

从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到出台防范冤假错案规定；从微博直播庭审，到审判文书上网；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到全面推动涉法涉诉信访改革，中国新一轮司法改革，每一项都落在了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上。而司法去地方化、去行政化改革作为改革难点中的难点，也在积极试点，改革倒计时已经启动。

但是中国的司法改革从来没有因为走得长、走得远，而忘记了出发出的目的。全面推进司法公开、司法民主、司法监督，确保司法公正和司法清明，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是中国司法的终极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的司法改革的脚步从未停止。

六、让守法成为民族之精神

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守法即正义”，这个古老的法治命题，在当下的中国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对公民个人来讲，守法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对整个民族来讲，守法应该成为一种民族精神和文化自觉。

依法治国不是无根之水、无本之木，它需要法治文化的滋养和法治精神的支撑。如果说，科学立法、公平执法、公正司法是依法国的外在表现形式，那么，以全民信法、守法为代表的法治文化就是依法治国的内生动力。只有强大的内生动力才能让依法治国植根于中国的大地上，并释放出无尽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四中全会把全民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党的治国方略正在融入社会文化，国家治理方式正在升华为民族精神。

七、铸造忠诚法治工作队伍

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大力提高法治工作队伍思想政治素质、业务工作能力、职业道德水准，着力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

古人云，“得其人而不得其法，则事必不能行；得其法而不得其人，则法必不能济。人法兼资，而天下之治成”。事业成败的决定因素在于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体目标，核心力量是一支忠诚专业的法治工作队伍。

法治工作队伍的灵魂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对法律的忠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内涵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就要求中国的法治工作队伍必须要有坚定的理想和信仰，坚持党的事业、人民利益、宪法和法律至上，忠诚履职，不辱使命。

法治工作队伍的根基是法律专业精神和专业素养。法治工作队伍说到底还是一支专业队伍，只有良好的专业素质和专业能力才会为这支队伍赢得信誉、赢得尊重。

四中全会从思想建设、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对法治工作队伍的要求，解决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由什么人来担纲的大问题。

八、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统一

四中全会提出，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正确处理好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早已有明确表述，“党的领导要通过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来实现,而党自身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四中全会再次明确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为此，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是四中全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四中全会不仅明确了党依法执政的执政理念，更重要的是将依法执政的理念具体化、法治化、可操作化。改进党的领导方式，依法执政不存在制度上的障碍，关键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打破思想上的障碍，自觉地把权力和个人意志置于宪法和法律的监督之下，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

坚定不移地走中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释放出的最明确的信号。宪法至上、科学立法、公平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具体路径，认真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积极投身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伟大实践，法治中国的理想必将成为现实。